下面讲第二个话题，在《心法：稻盛和夫的哲学》中有“关于情和理”这一章。我想围绕这个题目来说一说。在这一章里我是怎么说的，我先给大家读一下。

如果问我，在我心目中最受尊敬的人、最理想的人物是谁，那么在我脑海里首先浮现出来的，就是刚刚说到的西乡隆盛。

明治新政府诞生以后，西乡移居东京，虽然领着高薪，却住在市井普通的民居中，穿着粗劣的棉布衣服，家中只雇了一名女仆。是不讲究身份派头呢？还是不追求个人欲望呢？兼而有之吧，我认为他是一个无私的人。

“幕府可恶！”“封建割据制度太落后！”一批年轻的志士拼着性命创建了明治新政府。但是在新政府身居要职的达官贵人却纷纷建豪宅，穿华服，身边有多名美妾侍奉，极尽荣华富贵。这些有功之臣堕落了。

眼见一起革命的同志腐化堕落，身处新政府核心位置的西乡痛心疾首。“明治维新的目的，不是让自己飞黄腾达！”西乡发出了正义的呼声。同时他内心又充满矛盾和烦恼：“自己做的这一切，为之奋斗的事业真的是对的吗？”“让一部分人夺取了天下，享受豪华的生活，自己是不是被人利用了？”他们那样做可不对啊！西乡洁身自好，坚持自己的信念，坚持淡泊的生活习惯。

结果西乡与山县有朋、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等人意见不合，以所谓“征韩论”为契机，被迫下野。有私欲的人会执着于自己的名誉地位，西乡没有私欲，他干净利落，即刻回归家乡鹿儿岛。同西乡一起在新政府就职的年轻志士也跟着辞去官职回到家乡。充满正义感的年轻人对新政府心怀不满，为了不让他们情绪失控，同时为了培养有作为的人才，西乡开办了私人学校。

这时候有一位萨摩出身的警官潜入鹿儿岛，遭逮捕审讯后，他坦认“此行的目的是刺杀西乡”。这个案件究竟是不是事实，直到今天还没有定论。但这件事引起了西乡所办学校的学生们的公愤，他们袭击了鹿儿岛的政府弹药库，夺取了武器弹药。明治政府得知以后，认为这是武装叛乱，于是派兵镇压。

当时的西乡正在大隅半岛狩猎，听到消息后飞速赶回鹿儿岛，本来他企图阻止年轻人鲁莽行事，但行动上颇为消极，其理由至今还是一个谜。我想，一个原因是他对新政府已不抱好感；另一个原因与西乡的个性有关，西乡是一个特别情深义重的人。

如此了不起的一位铮铮铁汉，居然为情所困，直面那么重大的事件，不是用理智而是用感情做出决断，不免遭人诟病。但正如前面提过的，从西乡与月照和尚携手一起投水自尽这件事来看，我感觉到，西乡将“情”置于“理”之上，并非不可思议。

在我的印象里，实际上，在西南战争中，西乡的态度是消极的——“我也跟着他们干吧！”他只是被动地跟着那些愤怒的年轻人。以桐野利秋为首的青年军官冲在前面，西乡一次也没有出面指挥。在幕府末期到明治维新的历次战役中，充满智慧、擅长制定战略战术、指挥若定的这么个人物，这一次居然不做准备，不出任何主意，自始至终无所作为，只是默默地跟随着年轻人而已。

许多因仰慕西乡的英名而从九州各县赶来的援军，那些对明治政府不满、义愤填膺的旧武士，纷纷支持这次暴动，却遭到了西乡的拒绝。由此看来，西乡并没有想要打胜这一仗的意图。这究竟是为什么？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据我想象，西乡的行为源于他的深情超越了理性。

关于这个“情”的重要性，我还在读旧式初中一年级时，就接受过强烈而深刻的教育，直到今天仍在我心中留下了烙印。

例如，什么样的人品质最恶劣，当时担任“修身”课的老师这么教育我们：“一个小偷见某家没人进去行窃，原来以为有机可乘，想偷点东西，此时恰巧主人回来了。一见有人回家，本该逃之夭夭，他却挥起厨房里的菜刀，从小偷一下子变成强盗，这种人最为可恶卑劣。”

当时，老师还提过一个问题，我至今记忆犹新。“有亲友因一时冲动杀了人，跑到你这里：‘我刚才杀了人，你救救我吧！’慌慌张张跑来求救，这时候你该怎么办？”

因为已是初一的学生，大家觉得自己已明白事理，所以一致回答：“应该对朋友晓之以理，劝他主动自首。”但老师认为这种态度不对：“既然是亲友来求你，你即使犯窝藏罪也应该庇护他，这才叫亲友！”

这种观点在当今时代或许已经行不通，但当时的老师把这种做人的义和情作为道德教给学生。我以为，老师教的正是西乡隆盛的行事准则。

西乡充溢着义和情，他是我心目中偶像式的人物。但是现在，如果有人想只靠感情来打动我，我不会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或许有点冷酷。这是因为在京瓷创业后不久，我就意识到：“虽然西乡式的情义在我心中占据中心地位，但是，经营事业必须具备大久保利通的理性和冷峻。”

我最初就职于松风工业，在二十五六岁的时候，我就立志要成为一个人格完美的“完人”。但实际上，当我自己开创事业的时候，我才明白，所谓理想的“完人”，必须把由情感驱动的西乡与由理性驱动的大久保结合起来才能成功，所以我就开始向大久保学习。

当我回家乡鹿儿岛，说起“我们需要大久保的理性和冷静”时，人们往往皱眉，不予认同。但我认为：“稻盛和夫要成为将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两者融合在一起的人。”我就是这么一路走到今天。

开展事业的时候如果依感情判断、凭感情行动，势必乱套，以致不可收拾；如果依感情判断，再凭理性采取行动，仍会走错方向；那么依理性判断、凭理性行动又会怎样呢？结果是谁也不愿追随。

我认为，在事情的开始阶段，必须用理性思考，在实际执行阶段再融入情感因素，这才是恰当的做法。

但这么做，我自己并没有特别地留意，后来经常会听到部下这么讲：“那个时候，稻盛社长突然出现，讲了这么一番情深意切的话，这才救了我。因此，社长虽然严厉，我还是愿意追随他。”因为我已经完全没有印象，听部下这么讲，我甚至想“我讲过这样的话吗”，大概那都是我无意间说出的话吧。我想，仅仅用心机，仅仅用理性，哪怕是夸奖对方，他也不会感动；而不经意间为对方着想，说了动感情的话，对方才会欣然接受，心悦诚服。

只重感情的人，在私人交往时或许很愉快，但如果一起共事，难免会常常吵架。

例如，有位好友来求助，说是“资金周转一时困难，请你帮帮忙”。因为他为人不错，我就充当了他的贷款担保人。这时候周围的人都夸我够仗义，讲友情，乐于助人。但是，某种情况下，评价却会一落千丈。比如，此人的公司因借款太多破产了，作为担保人，我自己也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跟着倒了霉，周围的人马上会转口说我傻，没人再夸我乐于助人了。

还有，他来借钱时，你出于同情借给他了，他会说“你真是个好人”，但此后他又来借，如果你拒绝他“这次不借了”，此人因为上次借到了因而感谢你，而这次没借到，他就会忌恨你。这就是人，就是人之常情。而且，因忌恨造成的感情上的裂痕，其伤害更大。

我认为，与其后来拒绝，不如一开始就断然拒绝，还是应该遵守先理性后情感的顺序，不可颠倒。

我会有这个观点，原因之一或许是从小在家里就学到了。我父亲是一个不爱说话但很理性的人，而母亲相反，很容易动感情。每当母亲感情用事时，父亲常常会加以斥责。

比如，“孩子他爸，有家乡的亲戚来了，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我觉得不错，所以我想答应他”。每当母亲这么说时，父亲会说“等一等”，并要求母亲做进一步的说明，然后做冷静的分析，指出“这样做不妥”。

就母亲而言，既然是亲戚上门要求帮忙，就没想到要用理性思考，而是感情优先，而父亲通过冷静分析来说服母亲。可以说，母亲有点西乡的性格，而父亲的性格则倾向大久保。我经常看见父母之间你来我往的意见争论，这情景对我性格的形式，其实影响是很大的。

只用理性思考，只凭理性行动，那么谁也不会追随；而只凭感情思考和行动就会乱套，就会失败。为了事业的成功，首先要用理性思考，然后在凭理性行动的同时把感情添加进去，这是必要的。我很自然地感受到这一点，并在不知不觉中实践着。“稻盛先生是一位非常严厉的社长，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有时候会朝我们发火。但过后又会主动招呼我们，会不失时机地鼓励我们，让我们感觉格外开心。所以我们一直追随他。”我经常听到员工这样说。我反而有些疑惑。

我并不是处心积虑这么做。我本来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但我告诫自己做工作不能单凭“感情”。我抑制感情，做事先按照理性，随后又很自然地流露感情，或安慰或鼓励。而员工感觉我有情有义。所以我这位社长确实很严厉，但员工愿意跟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