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天津培训中心举办的“第一届中日企业经营哲学国际研讨会”上，我以“经营为什么需要哲学”为题做了讲演。当时那位中国干部也在场，还有来自各方面的好几百人参加。但是，实际上，我内心就想讲给他一个人听。我把这次讲演的一部分内容跟大家讲一讲。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资本主义诞生于基督教社会，特别是伦理道德严格的新教社会。也就是说，初期资本主义的推进者都是虔诚的新教徒。

著名的德国社会科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他们贯彻基督教所提倡的“邻人爱”，尊崇劳动，日常生活尽量俭朴，他们的基本信条是将产业活动所得的利润用于社会发展。

为此，企业必须以任何人看来都是正确的、光明正大的方法去追求利润，而其最终目的就是贡献于社会福利。也就是说，“为社会、为世人尽力”才是那些新教徒，也就是初期资本主义的伦理规范。

在日本也一样，在商业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江户时代中期，日本出现了一位名叫石田梅岩的思想家。

他认为“在商业活动中追求利润并不是罪恶，但行商必须正直，决不可欺诈，决不能有卑劣的行为”，他强调行商中伦理道德的重要性。另外，他还说，经商必须要做到“人我双赢”。

也就是说，在日本资本主义的萌芽期，“企业应该追求社会正义，企业人应具有高尚的伦理观”这个基本思想是相当普及的。

如此看来，无论是在欧美还是在日本，初期的资本主义被理解为一个“为社会做好事的系统”。其推进者力求通过经济活动来实现社会正义，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贡献。正因为有了这种高尚的社会伦理观，资本主义经济才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经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原动力的伦理观，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反而逐渐被淡漠。不知从何时起，许多企业的经营目的和经营者的人生目标逐渐堕落到“只要对自己有利就行”的利己主义。制约人内心的伦理规范的丧失，导致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趋向堕落。

尤其是日本，因为缺乏像欧美各国那样的基督教的社会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一味追求经济上的富裕，而对道德、伦理以及社会正义的重视程度急剧下降。人们虽然获得了经济上的富裕，但是社会偏离了资本主义的本意，陷入颓废。

资本主义的本意绝不是只要为了赚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只有具备了严格的精神规范，资本主义才有可能正常地发挥它的功能，自由的经济活动才能够成立。然而遗憾的是，在现在的日本，这一最基本的观念却被人们淡忘了。

我认为，日本要从危机中重新站立起来，还有各先进国家要做到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真正幸福，最重要的就是要确立新的精神规范和伦理观，并与广大国民共有。

特别是经济界，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经营者本身，必须重新认识支撑经济发展的伦理道德这一层面的重要性，确立从任何人看来都普遍正确的经营哲学，并以此严格自律。

观察中国的情况，贵国在坚持社会主义体制的前提下，引进市场经济的模式，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在我们看来，很多中国的经营者以市场经济的自由度从事经济活动，经济的繁荣举世瞩目。

如今“中国梦”在商业、制造业等领域层出不穷。谁都有成功的机会，受到周围实际成功者的影响，自己也要成功，自己也要成为富人，抱有这种进取心的人正在中国大量涌现。人民的热情、人民的能量正在推动中国蓬勃发展。

站在邻国的角度看，贵国国民的能量将越发高涨，贵国的经济还将有爆发式的发展。看到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态势，我衷心希望，贵国能够避免日本和其他先进国家所遭遇的问题，让贵国的经济今后依然能够持续健康发展。

为此，我希望中国社会的领导者和经营者不仅要学习欧美各国和日本最新的经营技巧，还要学习“不只为自己，也为社会追求利润”这样一种基本的哲学思想。

同时，要营造一种风气，就是整个社会都要认真思考“正义是什么”“所谓光明正大是什么”，在国民中提升“谦虚”“勤奋”“关爱”等重要的意识。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中国将会成为更加富裕、更加美好的国家，全体国民都能切实地感受到幸福。

在27岁时我创立了京瓷。当初我不懂经营，经济知识和企业会计更是一窍不通。然而，既然当了经营者，既然开展了事业，就必须对接踵而来的各种问题做出判断。

虽说是一个只有28名员工的小公司，但是“这件事怎么办”“那件事如何做”，许多事情都需要我做出决策。虽然没有经营知识和经验，但作为经营者，就必须对部下提出的各种问题做出判断。然而，应该以什么作为判断的基准，对此我感到非常苦恼。

当时，公司非常弱小，只要自己的判断出现一次失误，公司就有可能一蹶不振。一想到此，我就因担心而日夜不能眠。左思右想，烦恼之余，我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因为自己对经营一无所知，所以就把“作为人，何谓正确”作为经营判断的基准。也就是说，我把作为人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是善还是恶作为经营的判断基准。

“正还是邪”“善还是恶”是最基本的道德律，是从孩童时代起，父母、老师天天教导我们的朴实道理。如果用这些作为判断的基准，我觉得自己能够明白，我有这个自信。于是，我就以“作为人，何谓正确”作为判断基准，来处理京瓷经营中的各种问题。

我想，这与中国的老庄哲学相近，即与一切都要遵循自然之理的道教教义类似。对于企业经营我完全是一个外行，我就以这种最朴实的伦理观、道德律为基础来经营企业。

现在回想起来，我深深地体会到，缺乏经营经验的我，正是依靠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伦理观和道德律来开展经营，京瓷才能获得现有的成功。

如果我学过一点经营的知识，或者有一点经营的经验，那么，我可能不会以“作为人，何谓正确”作为判断基准，而是以“能否赚钱”作为判断基准。我就会觉得与其拼命工作，不如学些投机取巧的办法轻松赚钱。如果我用这种态度经营企业，就不会有今天的京瓷。

我的这种经营哲学简单地说，就是把“作为人，何谓正确”这一判断基准作为原点，不论身处何种状况，都要追求正义和公正，把勇气、努力、谦虚、关爱等作为最重要的价值观予以尊重。

这样的经营哲学和思维方式超越时代和民族的差异，能够获得所有人的认同。因此，在京瓷公司所有员工都能理解这种哲学，接受和拥有这种哲学，而作为结果，员工就能够为了公司的发展而自觉地、不遗余力地拼命工作。

无论是进军海外，还是涉足不同的行业领域，甚至是收购企业，京瓷都揭示这种普遍正确的经营哲学，努力与员工共有这种哲学。全体员工齐心协力，就能取得事业的成功。

讲演结束以后，我对这位干部又说了下面一段话。

现在你在中国管理人的方法不对。我所讲的京瓷哲学绝不是场面上讲的大道理，而是真心话，老实话，我就是用京瓷哲学来治人治企业的。

当然仅仅依靠京瓷哲学，人们也许还不会追随，所以还需要规则。为了有条不紊、整齐划一统率队伍，需要权力，还需要纪律。但这种权力是后来自然形成的。而作为基础，需要京瓷哲学这样的思想武器。像你这样只靠权力治人，肯定要失败。

我一边说教，一边禁不住流泪，他也边听边流泪。近70岁的我边哭边教，这位超过40岁的学者也是流泪倾听。我们算是心心相印，有了共鸣。

过了几天他来信说：“用权威主义、用权力治人是行不通的，我从内心真正理解了这一点。我切身感受到了思想哲学的必要性。”他表达了深刻的反省。

这就是《心法：稻盛和夫的哲学》这本书中阐述的“情”和“理”。管人治人必须感情和理性兼而有之，两者必须恰当组合。

《心法：稻盛和夫的哲学》所谈的内容绝不是空洞的理论，这是我们身边发生的事实。今天前面讲的“好有好报”，后面讲的“情”和“理”，都是京瓷公司内部的讲话，也许不适合对外公开。为了让大家理解我倡导的哲学不是什么空话，而是依据事实的道理，我觉得给大家讲一讲是必要的。

今年最后一次塾长例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