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经营者在盛和塾第十一届全国大会齐聚一堂，我深深感到自己的责任之重。因此，我的讲话必须对诸位的经营有所助益——为此，我搜肠刮肚，百般思考。

今天，我想讲一讲“我们应该追求的商人道”这个话题。现在大概已经不再流行讲“商人道”，但我认为，这对我们思考自己应该做怎样的企业人很有意义，所以想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话题。

商人或者说企业经营者，一般给人怎样的印象呢？同时，诸位经营者又是如何理解“经营者”这一含义呢？我想沿着这些话题稍做探讨。

27岁时，我在别人的帮助下创立了京瓷，开始走上经营者的道路。从那时起我就感觉到，当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或文化人）看到从商之人，即企业经营者时，目光中似乎总带着一丝戒备与怀疑。一般人提及商人时，虽说不至于表现出蔑视，但也带着一丝不屑的态度。这绝不是我有被害妄想症，诸位大概也有过类似的体会。

近年来，日本出台了许多放缓经营限制的举动，这是因为过去对企业经营的限制过多，这也不许做，那也不许做。为此，前些日子政府还提出要在全国各地成立结构改革特区，在特区内放宽限制。这就意味着虽然在全日本放宽限制或许还成问题，但在特定区域中已经开始出现放宽限制的迹象。

然而，建立特区，在这种特区内不可以用股份公司的形式来经营学校、医院。我想，这证明了一般人，不仅是所谓的知识分子、文化人，还包括政府官员，都认为所谓股份公司的目的就是追求利润，因此不适于经营教育或医疗等社会公共事业。这种对企业不成文的认识，将会为企业加入本次改革特区改革带来障碍。

今天在场的1400百名经营者或许并没有卑微的感受，但想必也不认为企业经营者是受到社会高度评价及尊敬的职业，更不会认为自己拥有多高的社会地位。

我从27岁创业开始就一直苦苦思索个中原因，并为此而苦恼。特别是京都是一个文化素养很高的城市，与我交往的不是京都大学为首的各名牌大学教授，就是宗教家和学者，他们无一不是高文化、高水平、高素养的优秀知识分子。每当他们以“那些企业老板……”的口吻谈及企业经营者及企业时，我总能感到其中带着若有若无、居高临下的不屑感。

正当对此百思不得其解时，我看到了江户时代京都一个叫石田梅岩的人关于商人道的阐述。了解他的观点后，我多少得到了救赎。

石田梅岩在京都町开办了一间私塾，向商人的孩子们传授商人道，即从商之道。在他的话语中有这么一句：“真正的买卖，要人我两立。”换言之，石田梅岩告诉商人：“真正的从商之道是让交易双方都感到满意，即对方得利，自己也得利，这才是真正的生意。做生意决不能只顾自己得利。”

石田梅岩还曾经说过：“商人之取卖货之利，与士之食禄相同。”这句话使我得到了救赎。在与现在差不多的社会环境中，石田梅岩表示：“卖货取利乃商人之道。其利同于与为臣者侍佐君主之俸禄，乃正当报酬。”

在江户时代，商人仍然被视作利欲熏心、见利忘义之辈而遭到侮辱与蔑视，证据就是存在于封建社会的“士农工商”阶级制度。最尊贵的是武士，其次是农民，再次之是工匠，即从事手工业制造的人们，商人的地位最低贱。这种“尊士抑商”，将商人视为身份最低贱者的阶级制度，贯穿了整个江户300多年的历史。因此，至今人们谈起商人，还常常有意无意地带着一种轻蔑的态度：“因为是生意人嘛……”“老板的目的就是逐利……”，这使我们经营者至今仍能若有若无地感到自身社会地位的低下。

因此，“不让股份公司去做培养青少年的学校教育事业，以及需要仁心仁术的医院事业”，这类偏见，对围绕结构改革特区展开的讨论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为什么经营者会给世人带来这种印象呢？

这皆源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企业的定位。按照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观，企业归股东所有，企业经营的目的就是股东价值最大化。

大部分在场的经营者都是从父亲或祖父手中继承企业。刚从学校毕业时，大家或许并不打算继承家业，但不久因为父亲病逝，家中后继无人，才出于无奈当上社长。一个普通的工薪族如果不具备优秀的能力，是不可能被选为社长的。但由于家庭背景，大家不管有没有能力，只因为是“老板的儿子”就当上了社长。像这样通过继承家业当上社长的人大概自己都感到心虚：“只有我有这种特权，似乎不太合理吧。”

但一旦当上企业领导者，就必须拼命努力，赚取利润。我常常对大家说：“如果经常利润达不到10%，就谈不上经营。”因此，为了让利润达到这个水平，大家必然拼命催促员工“加油干”。但员工赚取的利润，100%进了经营者的口袋。在没有公开上市的家族企业，企业赚取的利润100%归股东所有，也就是说，员工的劳动是在为经营者一个家族增加财富。因此，社会上才会出现“资本家通过剥削劳动者增加自身的财富”的观点，而这又成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劳资纠纷的原因。

正因为商人给人以“逐利”和“不公”的印象，才会被人们认为“企业老板的目的就是为了追逐利润”。可经营者本人并不觉得做错了什么，于是心中觉得十分憋屈。这就是社会现实。